1955年,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,军中出现了几桩引人注目的“怪事”:一些军官的最终军衔,竟超出了他们曾经的上级。这种看似“反常”的现象,不仅发生在老将钟伟与温玉成之间,也在谢振华与饶守坤身上重现,引发了人们对军衔评定标准的广泛讨论。
温玉成晋衔之谜
温玉成,早在1930年便投身中国工农红军,两年后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参与了中央苏区反“围剿”和长征。抗日战争时期,他在新四军担任旅长一职。彼时,钟伟亦在新四军对日作战,担任副旅长。
抗战胜利后,温玉成奉命前往东北,初期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,后来组建独立2师并任师长。该师一度归属于钟伟所指挥的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建制。
1949年4月,温玉成担任解放军第41军副军长。他的老领导钟伟则在1948年4月便担任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司令员,并于同年11月任第四野战军第49军军长。
温玉成在抗美援朝时期才调任40军军长,随即开赴朝鲜战场。他率领的40军,是志愿军首批入朝部队之一,打响了志愿军在朝鲜的首战,并且全程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。
40军的战功赫赫,温玉成也因此赢得了“虎将”、“王牌军长”的美誉。相对而言,解放后,钟伟的职务是广西军区参谋长,虽为正军级,但在授衔时仅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这让钟伟颇为不满,认为自己不应该是少将,甚至有些部下的军衔都超过了自己。然而,温玉成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职务起点,加上他在朝鲜战场建立的卓越功勋,使其获授中将军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。
饶守坤的特别资历
军衔“倒挂”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发生在30军。饶守坤在1949年是30军副军长,而他的军长谢振华在1955年授衔时,饶守坤被授予中将,谢振华却是少将。这背后同样蕴含着多重考量。
饶守坤的革命生涯早期,与方志敏这位历史人物紧密相连。1928年,方志敏在赣东北发动群众,饶守坤的父亲和姑父都投身其中。饶守坤本人也在1929年随父亲加入了儿童团,并被推选为团长。
1930年,他进入彭杨军政学校学习,回乡后担任少年先锋队大队长,曾协助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作战。1932年,饶守坤响应号召加入红军,在两年内便迅速晋升为营长,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。
1934年,红军主力部队撤离后,饶守坤奉命留下,带领一个营的战士坚守阵地,他不断战斗并整编部队,从营长逐渐升至团长,负责开辟和坚守闽东北根据地,最终担任闽东北军分区司令员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,饶守坤的部队被改编,他历任第3支队5团团长,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大队长,以及5支队8团副团长、15团团长等职。随后又调任2师13团团长及淮南军区路西分区副司令员。
解放战争期间,他曾担任副旅长、旅长,并成为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18师师长。后调任先遣纵队副司令员,为部队南渡长江做准备。1949年,他被任命为30军副军长。
饶守坤长期奋战在第一线,战绩斐然。在上海战役中,他指挥部队全歼敌方第51军和暂编第8师,俘虏了约8000人,为上海战役的外围战赢得了首个重大胜利。此后,他与31军联手攻击高桥敌军,造成对方2600余人伤亡,俘虏1.5万余人。
1950年2月,饶守坤从30军副军长调任华东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员,成为正军级军官,正式开启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海军建设生涯。
评价标准的多元考量
相较而言,谢振华作为30军军长,虽然资历丰富,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担任团长,抗日战争期间也保持团职,解放战争期间担任过纵队副政治委员、副司令员和司令员等要职,但他的军衔却是少将。这可能因为他长期担任团级职务,且未能像一些纵队那样频繁参与到重大战役中。
饶守坤的中将军衔,并非仅仅由其在1949年的职务高低决定。他的显著战绩,尤其是在早期革命斗争中就达到的师级职务,以及与方志敏等早期革命领袖紧密的“山头”联系,都成为他获得更高军衔的重要因素。可以说,他代表了土地革命时期南方游击队和红10军团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。
笔者以为
1955年授衔中出现的军衔“倒挂”现象,并非评定失误。它体现的是一套更为全面和复杂的考量体系,包括将领的革命资历、历史功勋、战争表现,乃至其所代表的特定历史背景和“山头”关系。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对一位革命者整个生涯的综合评价。饶守坤在1980年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,并最终在1985年退居二线,他的职业生涯也印证了这份特殊荣誉的深远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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